界联系在一起，大陆有很好的题材，有很多有能力的人，有才华的人，就像我们的徐铮导演，所以，这一次，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拍出优秀的电影，不为票房，只为提高！”
陈可心一番话说的众人都很激动，而林飞内心也开始对电影这个事业有所憧憬，或许这是一个投资影视业的好机会。
香港电影经过了启蒙时代、萌芽时代、峥嵘时代、成熟时代，到二战胜利后七十年代李小龙带领的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出现了周润发、周星驰、成龙等世界著名的电影人，包括吴宇森等大牌导演，但经过这个漫长的发展，步入二十一世纪后，香港电影进入了一个危机时代。
很多香港导演再无新意，很多当年优秀的演员，年龄老矣，也开始转战幕后，却并未获得辉煌。
合作一向是双赢的，这次徐铮和陈可心的合作，代表了内地与香港共创电影盛事的合作，也代表了华语电影要来一个大翻身。
港片全盛之时更曾雄霸亚洲、虎视欧美。不过，单就电影工业发展而言，香港的制片模式、专业分工、组织结构虽比大陆、台湾完善，但较之好莱坞仍显得随意机动，工业化程度远不够严密有序。
首先，按照荷里活的工业规则，电影一旦开机便需按部就班，不能随意更改剧本、变动进度。
然而香港的电影导演比如徐克、杜琪峰等，他们的拍摄方法却大不相同：在保证按时交片的前提下，现炒兴发挥、随拍随改、有时停工，有时赶拍。
这种做法恰恰是香港电影黄金时代最正常的作风习惯。
另一方面，与好莱坞奉行专业分工、各司其职，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影人则擅长全职多能、集体创作。
比如陈勋奇、徐克、许冠文、王晶等导演都是经常身兼监制、导演、主演、配乐、武术指导数职于一身。
同时，香港拒也有不少以导演强势创作著称的影片，但是自麦当雄开始流行监制主导创作以来，许多大制作的香港电影都是由集体创作完成的。
在香港，领衔主演的明星通常身兼几个片约，档期有限，所以剧组人员就不眠不休的奋战赶拍。而内地则是一部戏一个档期，进入剧组就不再签其他片约，直到演员杀青。
而香港的电影导演开拍前只有故事大纲，开机后只能等编剧把当天要拍的剧本传过来，当年程小东拍摄《倩女幽魂》、刘伟强拍《古惑仔》都要等徐克和文隽的“飞纸仔”。
但在大陆，剧本在开机前就已经敲定了，这样给了演员很多适应的时间，也同时加快了电影电视的拍摄进程。
由于香港武术指导的经验丰富、十分专业，王晶这样的导演经常只专注拍文戏，枪战武打追逐撞车的场面交由动作指导全权负责，这样，一部普通的商业片通常之用十几天就能完成。
如果是大制作，则会在武术指导这个组下面继续启用“子组”（第一组武指、第二甚至第三组武指）。
说到香港电影的这种工业特征的形成，要追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那时香港“新浪潮”风起云涌，不少新锐制片公司纷纷冒起，打破了邵氏、嘉禾的垄断地位，而邵氏经营多年的“东方好莱坞”片厂制度及风格亦由此逐渐没落。
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香港电影呈现“三魁报春、百花齐放”的兴旺局面，从筹划到摄制再到公映收成本，电影工业流程更呈现出香港独有的迅速、机动、灵活、即兴的特征。
这一特征既为香港电影走向极盛奠定基础，又为香港电影的迅速衰落埋下伏笔。
若检讨香港电影衰落根源，创作过于即兴投机当是祸因之一。
昔日港片兴盛时，是档期等片的盛况：香港影人多是同时身兼数组戏，只管闷头拍就是，完全不必担心赔本。
即兴、灵活、迅速、投机的拍摄优势亦成为了香港电影产量剧增、质量骤降的重要祸因。
而如今不少影片即时早已排好也不能上映，需要耐心等待档期、小心拍期，稍有不慎就可能有赔无赚。
明星赶档期、编剧飞纸仔的情况只出现在少数有票房号召力的明星影人身上，而香港电影的产量也逐年缩小，由当年的年产两三百部，跌到2006年的年产三四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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