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总裁当晚并没有很早睡觉，而是按捺不住好奇心，召见了光海君李珲。
李珲是朝鲜宣祖李昖的次子，生母是恭嫔金氏。
恭嫔金氏在生下李珲两年后即去世，李珲与年长自己两岁的胞兄李珒由嫡母懿仁王后朴氏抚养长大。后来两兄弟分别被封为光海君和临海君。
当时，宣祖正宫懿仁王后一直不曾生育子女，在诸庶子中，长子临海君、第五子定远君以及第六子顺和君都是劣迹斑斑，其中尤以临海君声名最为狼藉，他不学无术，却放纵家奴杀人越货、欺男霸女；而光海君李珲则与他们迥然不同，他品行端正、聪明好学，作风俭朴，颇得人心。
尽管如此，宣祖最宠爱的是仁嫔金氏所生之子信城君李珝。
在这种情况下，世子之位一直空悬，许多大臣请求立储，宣祖都予以拒绝，甚至在万历十九年将请求早建国本的右议政郑澈逮捕下狱，并扬言：“今吾犹在，汝请建储，欲何为乎？”由此引发了朝鲜政坛的一次地震。
宣祖之所以迟迟不立储，除了考虑到嫡子诞生的情况，还想为爱子信城君预留位置，而以贤能闻名的光海君则并无太大希望被立为世子。
万历二十年（1592）爆发的壬辰倭乱改变了光海君的命运。
日本侵略军于四月十二日登陆朝鲜半岛，一路势如破竹，直逼首都汉城。
朝野舆论强烈要求宣祖选定接班人以备不测，懿仁王后也劝宣祖早日立光海君，宣祖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刻也无暇多顾，于四月二十八日宣布立光海君李珲为王世子，四月二十九日匆忙举行百官朝贺仪式，四月三十日凌晨便与光海君及百官一起北逃。
宣祖一行人在逃难途中撰写了立储教书，直到五月初八逃到平壤，宣祖才正式公布了这一教书。
壬辰倭乱爆发后，朝鲜军兵败如山倒，眼看八道全部沦陷在即，宣祖心虚胆怯，欲渡鸭绿江逃往辽东，表示宁愿死在天朝上国也不愿成为倭人的刀下亡魂。
但“内附”只得都承旨李恒福一人支持，大多数官员如领议政柳成龙、左议政崔兴元、右议政尹斗寿等皆反对宣祖的提议。
经过商议，于万历二十年（1592）六月决定将朝廷一分为二（分朝），一部分人随宣祖渡江，其他人则在光海君的领带下奉宗庙社稷的神主驻守朝鲜。
十八岁的光海君李珲受命“权摄国事”，设立分备边司，赴前线平安道、咸镜道、江原道等地抚军，一路风餐露宿，备尝艰苦。
李珲收集流散的军队和义兵，号召通国勤王，以图恢复。他的举措振奋了朝鲜民心军心，对全国团结一致抗击倭寇起到很大作用，让那些认为亡国的百姓重新拾起希望。
随着明朝大军的介入，战局大为改观，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宣祖从鸭绿江畔的义州南下，与光海君会合于定州；二月，宣祖前往嘉山，光海君仍留在定州供奉庙社神主。
四月，日军撤离汉城，十一月，宣祖与光海君还都汉城。
光海君权摄国事告一段落，分备边司改称抚军司，他又南下三南地区，负责协助明军、安抚民众，万历二十二年（1594）八月完成任务，回到汉城。
明神宗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封光海君为庆、全军务总督，并表彰他对抗倭作出的重大贡献。
此后光海君坐镇汉城，遥控前线，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终于驱逐所有日军，光复朝鲜全境。
然而，分朝却使得宣祖和光海君的关系发生微妙变化。
分朝是一种二元体制，即光海君领导着形式上与宣祖对等的朝廷，因此直接侵害了宣祖的王权。
事实上光海君并无便宜行事之权，事事都要报告宣祖所在行朝，使分朝大受掣肘，宣祖甚至连王世子之印都拒绝颁给，可见他非常忌惮光海君利用分朝架空自己，所以牢牢抓住权力。
另一方面，光海君的分朝与抚军也使他功高震主、威望大增，宣祖却威望大跌，不仅国内忠清道人宋儒真试图率民众起义推翻宣祖、拥立光海君，就连宗主国明廷内部也有让宣祖退位于光海君的意见。
对权力非常敏感的宣祖自然将光海君视为潜在威胁，在壬辰倭乱期间（1592—1598），他18次提及禅让王位或让光海君摄政，其目的不过是在敲打光海君和群臣，考验对自己的忠心。
在这种情况下，光海君在战后的日子注定是难熬的。
壬辰倭乱后，光海君与宣祖关系的紧张程度与日俱增，甚至到了连光海君问安都被拒之门外的地步。
光海君的世子之位没有一天做安稳过，这是由于他先天的弱点——既非嫡子，也非长子，违背宗法制“立子以嫡”、“立嫡以长”的原则。
宣祖长子临海君在壬辰倭乱后依旧胡作非为，且他曾被日军俘虏，更无可能取代光海君；最受宠的信城君则在壬辰倭乱中病死，光海君看似渡过难关，但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七月，懿仁王后朴氏去世，宣祖在两年后就迎娶礼曹佐郎金悌男之女仁穆王后金氏，并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生下嫡子李?（即永昌大君）。
光海君失去靠山后又增添新的威胁，世子地位更是岌岌可危，朝廷内也围绕更换世子的问题掀起议论。
其中阻挠光海君的人主要属于小北派，以领议政柳永庆为首，故又称柳党；而支持光海君最力的则是大北派。
在李?诞生后，柳永庆一党就主张举行庆贺仪式，得到宣祖的许可，在大多数大臣的反对下，又不得不收回成命。从此事可以看出众臣在储君问题上的紧张关系。
除了朝鲜国内的波云诡谲，最令光海君揪心的问题还是宗主国明朝拒绝册封他为王世子。
自壬辰倭乱到宣祖薨逝，朝鲜先后五次遣使请求册封光海君为王世子，理由是他贤明且有功于社稷，而长子临海君则有病且做过俘虏，结果均被明朝方面以违背长幼之伦为由拒绝。
当时明朝也在进行国本之争，明神宗宠爱次子朱常洵，大臣们则要求尽早立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礼部自然不会同意在藩邦开了立次子的坏头，所以光海君也受到了明朝内斗的连累。
宣祖亦对奏请册封世子之事态度消极，还多次制止遣使讨封。
得不到宗主国的册封，成为光海君被宣祖牵制的最大软肋，同时埋下了他日后不听明朝调遣的种子。
万历三十五年（1607）十月，随着宣祖的病危，光海君的危机达到顶点。
宣祖在病情稍有恢复后，就下达了传位于世子的教旨。
但该教旨却被柳永庆及承政院的柳党官员秘而不宣，大北派官员司宪府掌令柳庆宗在得知后上疏弹劾，宣祖只将史官罢职，却没有波及柳永庆。
接着柳庆宗又联合司谏宋锡庆弹劾御医许浚失职之罪，并要求追究柳永庆的责任，结果两人反被宣祖罢官。
万历三十六年（1608）正月，已经辞官返乡的大北派士大夫郑仁弘上疏弹劾柳永庆隐匿教旨之罪，并质问宣祖为何使世子陷于“不测之地”。
此上疏可谓一石况也是只在鸭绿江畔虚张声势而不越国境，于是以弘文馆校理李埁为赍咨官，将朝鲜的请求报告辽东当局；又以右副承旨朴鼎吉为圣节兼陈奏使，直接入京向明神宗请旨。
此时负责讨伐后金的明朝经略杨镐已经出关，他会见了李埁，让他向朝鲜国内送去自己的咨文，表示已接到皇帝“鼓舞朝鲜”的旨意，要求朝鲜必须出兵一万以助明。
朴鼎吉在途中被杨镐阻止，后来又一路圣节兼陈奏使尹晖来到北京，得到了皇帝要求朝鲜服从杨镐调遣的圣旨。
光海君回避出兵的最后希望也破灭了。
杨镐咨文被送到朝鲜后，光海君就已知道无回旋余地，遂调兵遣将，征发三手军（炮手、射手、杀手）10000人，加上其他人员共计15500余人，以晋宁君姜弘立为都元帅，北兵使金景瑞为副元帅，这对朝鲜而言已是相当精锐的阵容。
万历四十七年（1619）二月，朝鲜军队开拨渡江，隶属南路明军刘綎所部，参与围剿努尔哈赤的战争。
三月初，中路左翼的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惨败，主将杜松阵亡。随即北路明军也被击败，主将马林单骑逃回开原。
经略杨镐急忙命李如柏、刘綎撤回，但刘綎已经深入后金境内，三月初四在阿布达里冈中伏败死，同日朝鲜军也在深河遭到后金袭击，金应河以下数千人力战阵亡，姜弘立则率5000残兵败将投降后金。后来有1400余人逃回朝鲜。
深河之战的结果应验了光海君的预料，坚定了他推行“中立外交”的想法。此后他在明金两国间施展纵横捭阖的外交技巧，多次拒绝或拖延明朝的再征兵请求，对于后金则尽量不刺况下到了“王不得自由”的程度；而李尔瞻反对光海君的中立外交，更使他和光海君渐行渐远。
光海君为此起用有外交才能却被罢官的西人李廷龟来执行他的外交政策，李尔瞻一派以他是金悌男同党、反对“废母”为由劝阻。
光海君斥责道：“金悌男给你们恩惠已经很久了，每次你们要陷害某人，都会搬出金悌男，这些话一点也不新奇，我也听腻了，你们还是别说这些了！”
并不点名地批评李尔瞻为“宗社之罪人”。
在此情况下，郑经世、郑晔、洪瑞凤、南以恭、李睟光、李贵等反对派官员被解除禁锢，重新登用。
而朝野中推翻李尔瞻的氛围也越来越浓厚，到天启元年（1621）庆尚道儒生进京，掀起倒李风潮，控诉李尔瞻专擅政权、舞弊科举及废母杀弟等罪行。
尽管光海君没有处置李尔瞻，但也表现出对他的厌恶。
大北派由此开始式微，西人等反对派获得释放并重新起用，为“仁祖反正”创造了条件。
深河之战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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